本文原载于年2月7日《伦敦书评》第41卷第3期，原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卢拉与迪尔玛时期的巴西政治，第二部分则将目光投向博尔索纳罗与当下的巴西，今日刊发的是第二部分。在本文中，佩里·安德森回顾了年巴西总统大选与博尔索纳罗的强势崛起，分析了博尔索纳罗横空出世背后，帮派、教会与军方各种势力交织的巴西社会生态，评判了博尔索纳罗上台后以紧缩和私有化为主轴的政策及其意图，辨析了博尔索纳罗的政治底色，认为其既非法西斯主义也不完全是民粹主义，驳斥了欧美媒体的肤浅理解，最后怀着忧虑讨论了卢拉与巴西左翼政治的未来。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资料图
一、博尔索纳罗的敌手
年年中，经济恶化和政治腐败击垮了劳工党的统治。但到了年底，由于同样的两个原因，其继任者民主运动党的民调支持率降至更低。由于社会民主党是特梅尔支持体系的一部分，党内许多著名的成员加入了政府，也难逃一身腥——社会民主党主席阿埃西奥，也像特梅尔一样，被录下向肉类加工公司JBS索取大笔贿赂的录音，多亏了遍布同僚的国会的保护才逃脱了审判。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卢拉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他很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法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只用了平均上诉审理时间的四分之一，在年1月，不仅确认了对卢拉的判决，还增长了刑期。卢拉的律师将对监禁推迟了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三次加长的采访，并立即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书名为《真相终将胜利》（Averdadevencerá）。这个标题具有误导性，暗中对指控进行了反驳，卢拉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非凡直觉和现实主义智慧的政治家，却几乎没有解释为什么巴西精英阶层强烈抵制其重掌大权。
作为一个统治者，卢拉的执政风格和政治信条是一以贯之的。他曾是一名工会主义者，正如他所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学会了：“不要提出‘80%或0%’这种要求，否则你将一无所获。”年，当他成为一个庞杂社会的总统时，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我永远不可如我所愿的那般去治理这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执政就是谈判”。你可以有原则，但一旦你赢得选举，如果你在议会中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实际上多年来没有哪位巴西总统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你就必须把自己的原则摆到台面上，让它们变得切实可行。”这意味着既要与盟友打交道，也要与对手打交道，而他们所求的无非是好处（quidproquo），首要的就是政治职位。每一位前任都不得不如此行事。他说：“你要与国会里的那些人达成协议，即便他们是强盗，但他们有选票，你要么有勇气去请求支持，要么接受失败。”根据这个理由，迪尔玛应该与库尼亚达成协议，别无选择。
但谈判是一回事，和解（conciliation）又是另一回事：“和解政府是一个能让你更有作为的政府，但你不想这么干。当你面对四方掣肘，但最终却能更有作为时，几乎是一场革命的开始——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做的。卢拉只做了必要的让步。劳工党在国会的席位不足五分之一。如果他像年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控制23个州的州长职务和制宪议会的多数席位，他就会做出更少的让步，取得更大的成就。即便如此，“我们在仅仅八年时间里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许多武装革命都无法企及的。”他得意洋洋地以民意测验作结，但这本身并不是骄傲的来源。“我最自豪的是改变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总统，我想要实现的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人可以想象他们站到我的位置上。这是我所做的。”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宣言，卢拉博大的胸襟和情感，以及他的敏锐，在整个交流过程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但是，他不会自我批评。他选错了接班人了吗？他之所以选择迪尔玛，是因为她是一位强硬、高效的幕僚长，在总统官邸带给他一些安生。他知道她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是——知道她比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他相信她能学习。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她其实并不喜欢政治，但是他选择了她无可厚非。采访中未被承认的假设是，迪尔玛初出茅庐，所以相较于劳工党其他老道的干部，可以更好地被控制。更重要的是，卢拉对此没有任何意识——与国会里那帮唯利是图的人妥协的艺术，不仅限制了他所能做的（这点他倒是承认），而且还让他的政党付出了代价，因为这反过来感染了他们（虽然他自己没有）。他把在工会背景中提出的经济谈判模式，投射到国家政治的层面上，丢失了天真，滋生了幻觉。工资协议不涉及给雇主的回扣。在权力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更不能指望对手不去要求好处。
在最后一次激烈的对谈中，卢拉宣称，如果他重新掌权，他将比早些时候做得更多，走得更远，而他的对手也知道这一点。这时有人问他，他是否认为自己有可能重返总统宝座，此时的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服刑了。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哦，我倒是想回来。这取决于上帝是否赐予我健康，让我活着；也取决于将要投票的司法权力机关成员的理解，他们是否注意阅读案件的记录，并看穿其中的肮脏伎俩。”
直到最后，卢拉还是相信可以达成一项协议，让他再次参选，一般的谈判都是这样结束的。他致命地低估了决心消灭他的敌人。年4月，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的最终请求，从而能够竞选总统。巴西宪法规定，在没有确定的刑事定罪之前，即在所有上诉都已审理完毕之前，不得执行任何刑事定罪。军方首脑警告说，颁给他人身保护令将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而维护国家稳定是武装部队的制度责任。法官们迅速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以六票对五票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宪法原则，禁止卢拉参选。
在清理干净后的竞选舞台中，有望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担任圣保罗州长的杰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Alckmin）。这是个没有什么超凡魅力的木头人物，年，他在与卢拉的竞选中失利，但与党内竞争对手相比，他与被控贪污入狱的特梅尔的关系比较清白，并得到了商界的坚实支持。劳工党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入竞选圈，尽管它仍在坚持让卢拉代表政党参选，然而希望渺茫。在初选时，一位局外人以15%的微弱优势领跑——贾尔·博尔索纳罗，一个独狼式的议员，在库尼亚下台后曾竞选议长，在张选票中只获得了4张。然而，在国会的边缘化并不一定是竞选总统的劣势。博尔索纳罗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游走在七个较小的政党之间——也没有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他没有因为经济困难或腐败曝光而受到指责，他可以自由地将经济问题归咎于腐败，并借此抨击整个政治阶层。但是，他对-年独裁统治及其迫害者的赞扬，以及大范围的谩骂，给自己设置了如此显而易见的障碍，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一旦竞选活动开始，他将沦为落选者。
相比之下，阿尔克明不仅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而且很快得到了整个“centro”——也就是卢拉抱怨的中型政党的泥潭——的支持，给了他一半的电视时间用于政党广告，在过去，这是一笔无价的资产。人们普遍认为，凭借这一点，他将击败博尔索纳罗和其他潜在对手。竞选活动一开始就安排了7场电视辩论，所有候选人都在其中。从8月开始，它们暴露了博尔索纳罗在媒体上的劣势：准备不足和不从容，以至于乏善可陈。他在媒体上曝光得越多，他看起来就越脆弱。然而，在9月的第一周，这种危险忽然解除了。他在一个省级集会上被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刺伤，医院紧急抢救，剩下的选举时间他都安全地躺在病床上康复，不仅保护他免于辩论和采访，而且阿尔克明的经历还把他从电视抹黑宣传中剔除——对这个几乎失去生命的受害者的同情，消除了任何无谓之举。
与此同时，劳工党几个月来一直在徒劳地宣称卢拉仍是该党候选人，甚至在第一场辩论中连象征性的出现也没有。直到博尔索纳罗遇刺五天后，该党才面对现实，选出一位能够参选的候选人。这是卢拉做的决定。费尔南多·阿达（FernandoHaddad）担任了六年的教育部长，是一名公认的成功人士，他在劳工党执政期间取得的一项的主要成就是扩大了大学体系并向穷人提供开放。他年轻而有个性，本可以在年成为一个比迪尔玛更好、更符合逻辑的接班人。但他有自己的三个劣势：他来自圣保罗，这里麇集着劳工党更年老、更有权势的重量级人物，在这些人那里，维护自己的优先地位才是主导的思维；他来自党的左翼；他的背景是一名学者，受过哲学和经济学的训练，教授政治学，却身处不信任教授的工会主义者中间。
年，阿达被选为圣保罗市长。很快，他就与迪尔玛发生了冲突，迪尔玛拒绝听从他提高汽油价格、而不是提高公交票价的请求。此举引发了年的抗议活动，开启了迪尔玛的下台之路，也让他连任的希望随之破灭。他在劳工党的内部仍然缺乏自己的重要基础，而劳工党的工作人员不信任他。早在年，在劳工党开始上台执政时，他就在一篇具有预言性的文章中警告称，该党也许非但不能铲除根深蒂固的巴西国家世袭制度，还可能被这一制度俘获。与卡多佐和其他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巴西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利用前奴隶制社会的古老躯体，而恰恰相反，一个古老的寡头政治制度利用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私人利益浸透公共权威，以维持传统的权力格局。到年，在劳工党的遇难船残骸中，阿达的远见和诚实脱颖而出，卢拉知道他身家清白并富有想象力，于是把他强加给了劳工党。
随后的竞选活动出现了奇怪的不对称。由于起步很晚，阿达被其这一任命情况所局限。距离第一轮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不得不忙于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形象，既要反驳人们对他只是卢拉的傀儡的指控，同时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卢拉持续的人气和威望。形势很快明朗，他将和博尔索纳罗将在第二轮选举遭遇，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短兵相接。阿达在全国巡回演讲，而博尔索纳罗躺在家里发推特。离第一轮选举结束还有两周时间，他们对第二轮投票的预期基本持平。然后，在最后几天里，博尔索纳罗突然大幅领先，以46%对29%的选票收官。由于差距如此悬殊，第二轮投票已成定局。巴西当权派紧密团结在未来胜利者的身后。阿达勇敢地继续战斗，最终把差距缩小了一半。但最终的结果显示，博尔索纳罗的胜利是毫无悬念的，他以55%对45%的选票赢得了第二轮选举，拿下了劳工党东北部堡垒以外的所有州，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除了收入低于最低工资两倍的最贫困群体，所有年龄组，男女两个性别——只有在18岁至24岁的选民中，他没有赢得女性的多数选票。全国各地的右翼人士都在街上欢呼雀跃，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人急着去投票。在巴西，投票是强制性的，但是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万选民——选择退出，这是20年来的最高比例。废票数量比年增加了60%。在这几天前，一项民意调查询问选民的心理状态：72%的人回答“沮丧”，74%的人回答“悲伤”，81%的人回答“没有安全感”。
最后一次回应很可能是博尔索纳罗横扫的关键。自年以来，经济衰退无疑决定性地导致了劳工党的支持率下降，当穷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时，腐败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时，腐败就开始起作用。在夜间电视的代表陈述中，经济衰退和腐败可以被直接联系在一起，政客的阴沟里堆满了钞票——在关于“洗车”案的话语中，医院、学校和操场中偷走的。而表面之下潜在的大众情绪是普遍的不安全感，无论是身体意义上，还是存在意义上。臭名昭著的日常暴力——传统暴力发生在封建主义的东北部，现代暴力发生在充斥毒品贸易的东南部——每年夺去6万人的生命，谋杀率超过了墨西哥，警察要为其中20%至25%的死亡案例负责。只有不到10%的谋杀案被调查，然而监狱里人满为患：72万人在监狱里，五分之二的囚犯是被临时逮捕的，他们等待审判，而审判可能需要两年、三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进行。全国近一半的人口是白人，但70%的被谋杀者和70%的被监禁者都是非白人。随毒品而来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帮派。年，其中最大的一个——“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ComandodaCapital，PCC）”身处监狱的头目发动了对抗警察的暴动，甚至导致圣保罗部分地区被封锁。随着毒品的蔓延，街头犯罪也以小毛贼而非有组织的方式激增。很少有中产阶级家庭从未经历过这些冲突。但是，他们还算是受到了更好的保护，枪支或匕首抢劫最常见的形式是穷人抢劫穷人。
博尔索纳罗东方IC资料图
二、博尔索纳罗的培养皿：帮派、教会与军方
在这个丛林社会中，警察是最残忍的食肉动物，没有重大犯罪是没有他们的参与。它们被分为独立的“军事”和“民事”部门，比例约为三比一，它们是州管武装，而不是联邦武装。与此同时，由前警察组成的非正式“民兵”也在溃烂，这些人要么担任保安，要么靠贩毒发家。联邦警察的小型部队——只有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州长所支配的武装警察的十分之一——主要留作边境管制和白领犯罪之用。警察晋升取决于逮捕率，法律促使他们不再区分毒品贩卖和吸毒行为，也不再需要逮捕现场的目击证人，贫困的犯罪化速率激增。年轻的黑人——混血人种（pardo）和黑人（preto）几乎很难区别——被挑出来送去拘留——拘留所里的囚犯数量是监狱的两倍。由于种族通婚在历史上非常普遍，巴西没有“一滴血原则”（one-drop，只要有哪怕一点有色人种的血统就该被认为是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那样清晰的种族界线，其种族主义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同样残酷。再加上高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农民或被赶出土地，或被城市的灯光诱引，没有或几乎没有社会结构能够接纳这些人口，其结果是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社会紊乱的暴力。对于黑人青年而言，犯罪是为了获得承认的困兽之斗，武器是尊严的护照：租一把枪，指着司机或行人的脑袋，变成一种强迫人们